林之奇（1112—1176），福建侯官人。从学吕本中，吕祖谦尝师事之。绍兴二十一年进士，历官秘书省正字、国史日历所检讨官、提举福建市舶。 林之奇《尚书全解》是宋代《尚书》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著述，汇集了其前重要的《尚书》研究成果。林氏解《书》无征不信，训诂义理上折衷诸家以证己说，每立一说必旁征博引，辩正是非，无故意诋诬之论，态度客观。解经以传圣贤之心和文脉为宗旨。是书对王安石《尚书新义》穿凿傅会、杂刑名法术之学多有批评，保留了《尚书新义》二百余条遗文，是了解王氏《书》学的重要凭借。林之奇认为《书序》出于史官，反对以“《春秋》笔法”解《书》，《书》分六体以批评孔颖达十体之说，系统区别了今古文《尚书》之难易，又大量援理学思想解《书》，阐发了基于气禀说的人性论思想，解《书》渗透《大学》之修养路径，《中庸》之关怀，建构其理学思想和儒家道统谱系，是反映理学与新...(展开全部)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七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展开全部)

《尚书直解》古称《书》、《书经》。“尚”字，其为“上”，即指上古以来之意。《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学、政治等多体裁文献汇编，为至圣先师孔子所编撰。书中真实地记载了上起尧、舜，下至春，秋秦穆公时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汉武帝“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尚书》被列为儒家五经之一。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就文学而言，《尚书》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里程碑。 《尚书》所载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吏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 “《书经直解》十三卷是为万历初进讲所作。时神宗幼冲，故译以常言，取其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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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哲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汉学家、哲学家，是中西比较哲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独特的解读和翻译，改变了一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使得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越来越被西方人理解和接受。本书所编选的内容来源于安乐哲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至2011年期间所出版的九本书，其中有的已有中文版，有的章节却是首次翻译成中文。中国哲学典籍本身已是深奥难懂，对西方读者来说，更是带有玄妙神秘的色彩，想要透彻理解是难上加难。如何将中国的经典翻译成西方语言，使它既忠实于经典原意，又能为西方人所理解，这是安乐哲先生一直所关心和致力的问题。他和他的合作伙伴提出了新的哲学翻译策略——自觉性阐释。对此，他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解释和自我辩护。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受到安乐哲先生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呵护与热情，使人恍惚间以为他已是一位真正的儒者。在本书的自序中，安乐哲先生详细讲述了他与中国文化长期而深厚的情感。在本书的选译和编辑过程中，安先生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指点。相信此书对中国学界和普通读者理解安乐哲先生所做的儒学工作将大有裨益。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体史书。最早时它被称为《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尚书》是历代帝王的教科书和士子科举进身的必读之书。本书原名《书经直解》，是明朝隆庆六年，由两朝帝师张居正同翰林院讲官等人专门给万历小皇帝编写的日讲的宫内读本。直解《尚书》相当于对古文的白话翻译，是专供皇帝一人的皇家读物。这本书流传到宫外，成为当时通行的一种读本。清代的康熙皇帝读此书后御批：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篇末俱精实之义，无泛设之词。此书在今天仍不失为学习国学的辅助读物。